对诗歌的期待

方先锋

来源：海南日报

20世纪80年代诗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不少诗人发出“写不动了”的感慨，然后恋恋不舍地投身于其他事务中；诗歌爱好者也发出“读不动了”的叹息。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大面积兴起的今天，诗歌早已经落寞，我们对诗歌还能有多少期待呢？有人说，诗歌到今天这种状况，不是时代的悲哀，而是诗歌的悲哀。但是，《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毕光明、李少君、张德明主编，南方出版社）的面世，还是让我们对诗歌产生新的期待，那就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诗歌特征，每个时代都有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诗歌现象，诗歌从未曾远离我们。
“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源于2010年5月作为诗人和诗评家的李少君和张德明的一次“海边对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无意实则有心的对话，却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轩然大波”。而这部《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正是这次“轩然大波”的阶段性总结。它将是否能够卷入更多的诗爱者、诗评家，或者围绕它的争鸣将再持续多长时间，以及对今后的诗歌创作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大家对诗歌沉寂已久的热情，却就此被再次唤醒。这是《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一书的价值所在。
“新红颜写作”是对一种文学创作现象的命名。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不少文学命名都是对既往或者已然定型的文学现象的概括，划定边界、总结成绩、展望未来等成为其中的重要话题。而由李少君、张德明等总结出的“新红颜写作”还只是对一种创作现象的敏感把握，远远谈不上深刻的思想、缜密的理论以及人为的边界框定，诚如毕光明教授所言：“（‘新红颜’）更重要的在于它所标示的是诗爱者紧扣时代脉搏的文化发现，而非令人艳羡甚至极度的概念发明。”这就使得李少君、张德明的“海边对话”一定程度上具有发生学的意义。至于“新红颜写作”具体理论的框定、创作实绩的展示、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完全可以由更多的诗歌爱好者以及文学批评家们进行相应的讨论总结，这样会来得更加审慎、更加全面、更加理性、更加客观。因此，《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收录了相当多的诗论家关于“新红颜写作”的讨论，或者揭示其理论前提，或者指陈其内涵与外延，或者剖析其诗学意义，或者解读个案作品，或者质疑其内在的不足，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也正体现了其强烈的“争鸣性”。李少君、张德明等人敏感地发现的一种新的诗歌创作现象，其内涵与外延的丰富性则通过众多诗论家的表述而逐步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实际上是对当下一种诗歌现象的写真。这部“写真集”虽然未能将“新红颜写作”的相关表述“一网打尽”，但是由它开启的关于诗歌的又一次讨论热潮却刚刚拉开帷幕。
一个新的名词不应当只是批评圈内的自说自话，更应当得到相关创作者的认同乃至自动归队，才能拥有更强的生命力。《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共分为三辑，其一为诗学批评家们对“新红颜写作”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并着力于其内在的诗学意义和文学史价值的发掘。在认真总结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的同时，也努力分析其中存在的某种不足，进而预测“新红颜写作”今后的发展走势，体现出批评家理论的高度以及前瞻性。其二为自我归队的代表性诗人对“新红颜写作”的认知与理解，体现了“新红颜写作”实际上是批评家和诗人之间一次不约而同的文化认同和理论表述。其三为“新红颜写作”的诗人自我诗歌观的表露，虽然文字的感性成分较多，但正好对前面两部分提供了相应的佐证材料。三部分文字各有侧重，却又相互映衬，一方面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批评家“自说自话”的尴尬。这种编辑策略，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文学存在与发展的本来面目，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文学场”，因此具有为文学存史的价值。
（《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毕光明、李少君、张德明主编，南方出版社2010年12月）

与诗为伍

可惜，没读到原著，不知详解。

其实换为“新红尘写作”，或许更有号召力。

与诗为伍

也难怪这些年，在诗中我们见惯了太多的红颜字样。